手机报全球通专刊(140)
2009-01-15 08:35:44 手机报
他，索尔仁尼琴，20世纪最著名的异议作家。一位活在历史中的孤儿。
[解读]
俄罗斯的孤儿索尔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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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懂什么是民主，但他却是一名斗士；他流居海外，有家难归，却是一名坚定的爱国者；他是一位大斯拉夫主义者，却批评自己的民族是嗜血的狼族；他为极权唱赞歌，却身陷囹圄数十年。但却是他，让人们从作品中体会到了，人类对自由本能的向往，也体味到了苦难带来的生命的意义。他就是–俄罗斯的孤儿索尔仁尼琴。
他看起来像一个孤儿，他本来就是。
在美国佛蒙特州的乡间小路上，他是一个被驱逐出境的俄国人。他很少和自己的邻居们交流，哪怕家人全都成了美国公民，他也无动于衷。他只用俄语表达，为想象中的俄国读者写自己的书。
在莫斯科的闹市中，他像一个被时空机器隔绝的人，谈论俄罗斯的不民主以及一些如何变得民主的空洞思想。他被俄罗斯思想界看成一个过时的人。当他还像一个异议者挥舞自己的手臂时，这一动作在这个称不上多么民主的国家都变得不再稀奇。
1994年，在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20年后，索尔仁尼琴，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异议作家回到了他的祖国。朝思暮想，在劳改营亲吻那里的土地，纪念那些营中遇难者。无数的记者蜂拥而至，照片将他的脊背定型，而他也永远活在了那一刻。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一如既往地尖锐指出，索尔仁尼琴享受了回归的荣光，但更多的则是品尝苦痛和嫉妒。苦痛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已经不再读他的书；嫉妒是因为他觉得他才应该是站在叶利钦位置上的人。
89岁的时候，即2008年8月3日，他在莫斯科去世。人们再次热烈谈论起那个蔑视苏联政权的英雄、他的劳改营生活，以及那部不朽的作品《古拉格群岛》–从1945年，他因为侮辱领袖而进牢到1974年，他被飞机运到属于自由世界的德国法兰克福。
但事实上，审视这个异议者1974年被驱逐出境后的生活倒显得更加引人深思，弥漫着深深的绝望感。他的身上背负着众多异议者的不幸–隔绝与幻境，就像索尔仁尼琴1994年在西伯利亚拍的一张照片，他站在一列绿皮车的前面，眼神里充满了归家后的激情，但却闪烁着不确定感。
最终，他仍然是俄罗斯的孤儿，在2008年安静地死去。
流亡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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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对于索尔仁尼琴这个叛徒忍无可忍的苏联克格勃将他送上了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运到了法兰克福。从那一刻起，他被剥夺了苏联公民的资格，成了一个无根的人。但一切西方新闻关于俄罗斯自由的报道，很少会忽略他的名字。
历经德国和瑞士的辗转，最后他去了美国，在佛蒙特州的偏远山村安定下来。他始终坚信自己将回到俄国。他将自己的房子隔离起来，在房子的门口钉上“此处不通索尔仁尼琴家”。他坚持写作，并想像俄罗斯的未来前景。虽然他从小学习英文，但直到他回国时，他的英文仍然显得蹩脚。
在美国期间，索尔仁尼琴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1978年，他被邀请去哈佛大学做演讲，震惊四座。人们不明白的是，一个西方世界里赞颂的抗击强权的自由英雄，为何对西方怀有如此深的成见。他攻击美国的民主制度，说美国的新闻自由侵犯了个人的隐私。他尤其讨厌美国的电视节目和音乐，认为它们粗浅无比，完全无法跟俄罗斯高深的文化传统对比。
《纽约客》杂志的编辑David Remnick曾经去索尔仁尼琴的房子里拜访他。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索尔仁尼琴一直活在历史中。整个20世纪，没有一位作家的伟大能超过他。但现在人们提起他的时候，却更经常地说道，他是一个奇怪的人，他主张君主制、政教合一，他反对犹太人。在生命的后期，他甚至主张建立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在内的大斯拉夫国。
另外一位见过索尔仁尼琴的加拿大学者Serge Schmemann回忆起他与流亡中的索尔仁尼琴的一次见面。那一天，两个人在一起交谈，很快就被BBC的俄语节目所打断。由于常年秘密写作养成的习惯，索尔仁尼琴随身带着一个短波收音机，拿着一个小笔记本，随时记录下问题。然后，他跟着索尔仁尼琴去散步，大师一直在感叹这里的乡间没有俄罗斯农村那么多的鸟儿，“这里不是俄罗斯”。
Schmemann说，索尔仁尼琴谈论的每个问题几乎都是关于俄罗斯的–食物、写作、短波广播以及旅行夹克，还有他的东正教风格的胡子，所有的一切。
19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警告福特总统，让他不要去见索尔仁尼琴。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他的政治观点甚至让他的异议者同伴都感到尴尬。您如果和他会面，不仅将激怒苏联，同时也将引起诸多关于美国及其同盟的争论。”
美国的左翼作家苏珊-桑塔格和另外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流亡作家Joseph Brodsky曾有一段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对话。“我们都嘲笑索尔仁尼琴关于美国和媒体的批评是错误的。但是Joseph告诉我，‘苏珊，你知道吗，索尔仁尼琴所说的苏联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些数字–6000万受害者–一切都是真的。’”
永久放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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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就是那个说出真相的人，他是一个孤儿。
这个命运从他出身前6个月就已经注定了。他的父亲是俄国炮兵的军官，死于德国前线。他出生的那一年，俄国革命刚刚过去一年。他的母亲是乌克兰农场主的女儿，虽然他们家的财产很快被充公，给了集体农庄，但是精神上的那么点优越却没有丧失。他的母亲从小培养他的各种兴趣，教他英语和法语。
索尔仁尼琴一直是一个好学生，尤其擅长数学，从小开始，他就幻想自己能成为一名作家。1941年，在德国进攻苏联数天后，他从Rostov大学毕业，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学位，并且与自己的第一任妻子Natalia Reshetovskaya结婚。
随后，他加入了苏联军队，先是负责照看马匹和车辆，然后进入炮兵学校短暂学习，此后，在侦查部队当了三年的下层指挥官。
1945年2月，在东普鲁士前线，他被苏联间谍机构斯默希逮捕。因为他在给大学同学的一封信中，对斯大林没有采用敬语，而是用“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来代替，从而被判处8年劳改。这也成为他写作《古拉格群岛》的个人体验的开端。
“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的遗物。他对暴政的反抗，来自一种人类天生的对自由的向往与渴望，却没有使他意识到制度对自由的重要。他依然活在中世纪时代的古拉格中。
索尔仁尼琴被两位斯默希官员带到了莫斯科，在两个劳改营呆了一段时间，此后被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劳改营当伐木工，然后是另一个劳改营，在那里挖土。最后，他被运到了一个名为Kaluga Gate的地方，在那里，他被狱卒要求报告其他犯人的一举一动，他遭受了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摧残，他说那是他人生的最低点。
幸运的是，早年的数学天分救了他的命。1947年7月9日，他被运到莫斯科郊外的16号特别监狱。在那里，曾经接受过高等科学教育的犯人可以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相对自由，每天晚上可以有3个人聚在一起进行讨论。索尔仁尼琴回忆说，如果不是他的数学天赋让他能转移到16号监狱，他可能难以熬过那艰苦的8年劳改生活。在16号劳改营的生活，成了他后来的小说《第一圈》的素材。
1953年2月9日，他的劳改营生活结束了。3月6日，他被送到远东地区，并得到通知将被永远放逐。那是一个沙漠，他在那里一个乡村的广播里听到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他已经相信，他将永远都无法回到欧洲部分的俄罗斯了。但是，一场癌症拯救了他。
索尔仁尼琴被送到了乌兹别克塔什干的医院接受治疗。他后来回忆说，“我喜欢被病人们包围的感觉，虽然我和他们如此不同。他们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可以来探望他们，而我只是一个被放逐的人。”他的妻子在他劳改结束之前和他离婚，他一个人看着塔什干窗外的绿色，希望自己永远这么一直病下去，那一年，他35岁，甚至没有一本护照。
短暂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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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一封上级来信突然宣布他可以结束放逐的生活，党和人民重新确认他为“苏联的爱国者”，连索尔仁尼琴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叛徒”和“爱国者”两个称号能如此飘忽不定地在他身上互现。
1961年秋天，索尔仁尼琴43岁，他去了一所高中教授物理和天文。除了教书，他的工作就是秘密写作。他不知道自己描写劳改营的作品是否能够发表，也不敢告诉任何人。结果机缘巧合，他的第一部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成为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表明自己开明政治改革的一面旗帜。赫鲁晓夫在决定出版这部作品的会议上高声说道：“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我的身上也有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我们要拔除这个恶魔。”最后，这部作品发表在苏联最红最专的文学刊物《新世界》上。
这部作品第一次向世界透露了一丝苏联劳改营的真实情况。一时间，万人空巷，大家抢购关于索尔仁尼琴作品的一切：杂志、报纸和其他一切刊登这部作品的载体。人们承受了那么多年的苦难，终于看到其中的一小部分被暴露在了世界的阳光下。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索尔仁尼琴逝世的时候说，“他独特的一生和他的名字将印刻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他是第一个说出斯大林政权残酷的人，他经历了那噩梦般的一切，都没有被击倒。”
孤独的流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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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强硬派勃列日涅夫上台，索尔仁尼琴的好日子结束了，他成了一个异议分子。1967年，他给苏联作协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放弃作品审查制度，“没有人能够堵塞真理之路，为了真理，我甚至愿意接受死亡。”到了1969年11月4日，苏联作协雷赞分会以5票对1票的结果作出了开除索尔仁尼琴的决定。
索尔仁尼琴事件成了当时西方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包括萨特、君特-格拉斯等人都联名签署公开信，鞭笞苏联政府的行为。此时也恰逢“布拉格之春”，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久，批评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争论整整持续了11个月，最后以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告终。索尔仁尼琴不敢出国领奖，他害怕再也不能回到这个国家，而他要求在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馆领奖的要求也遭到了瑞典政府的拒绝，因为害怕得罪苏联这一超级大国。那个奖一直等到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后才领到。
在苏联国内的最后时光中，索尔仁尼琴一直与克格勃为伴，他坚持写作，并将自己的作品拍摄在胶片上偷偷让人带到国外。他甚至在自己的床边放了一把铁叉子，以防有人在半夜闯入。最后，在国际压力下，苏联政府没有伤害索尔仁尼琴，而是选择了将他驱逐出境。伴随着索尔仁尼琴的离开，《真理报》等党控媒体进行了一轮对他丧心病狂的攻击。
即使这样，索尔仁尼琴在离开苏联的时候，仍然相信放逐是暂时的。他对BBC说，“非常奇怪，我一直相信我将回去，不仅仅是希望。我一直活在那个信念里。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个人回去，而不仅仅是我的书。”
这导致了索尔仁尼琴的离群索居。Remnick回忆说，在佛蒙特，索尔仁尼琴仅仅是写作、吃饭和睡觉，那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接一个电话对他来说都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他在美国完成了宏大的著作《红轮》，此书长达4卷5000页，记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的俄罗斯，大有向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看齐之势。
在美国，《红轮》的第一卷《1914年8月》一度冲到了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二位，但接下去的3本书则少有人问津。甚至在他的故国俄罗斯，也很少有人看过这部著作，对于年轻人来说，他的书太长了。索尔仁尼琴曾经谈到过这个事情，他说他感到一种深深的疏离感，但他相信，《红轮》才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故国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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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苏联政权倒台5年后，索尔仁尼琴回到了他的祖国。他在美国的时候就几乎和俄罗斯的流亡者划清了界限。帮助他将《古拉格群岛》手稿弄出莫斯科的Olga Carlisle在索尔仁尼琴的哈佛演讲后再未和他说话。她在一篇文章中说到索尔仁尼琴，“他的个人信仰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的传统，一种未经过民主传统熏陶的气质。像大多数俄罗斯人一样，他有着强烈的集权主义倾向。”
索尔仁尼琴的归乡路从远东的海参崴开始，他一路向西，回到了莫斯科。那一天，天空落着灰色的小雨，人们兴奋地围在他的边上，听他说话。他隔着防暴警察对着1000多名信徒说道：“俄罗斯陷入了很大的麻烦。”这时候大雨倾盆而下，“在这个国家里，有无数人正在发出他们的呻吟。”
索尔仁尼琴用他从海参崴开始的17站停留对这个国家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他的国家正在被折磨，被震惊，被模糊。”全国都听到了这个最著名异议分子悲观的声音，他们的国家正在被腐败、犯罪、日益凋零的公共服务、假民主所笼罩，俄罗斯的精神正在衰落。
在索尔仁尼琴回国的时候，很多俄罗斯人希望他能竞选总统，但是当他表明自己不准备从事政治活动来影响这个社会的时候，欢迎群众的热情立即减弱了许多。《纽约时报》当时驻莫斯科的记者观察到：“主流的知识分子认为索尔仁尼琴的时代过去了，他主张空洞，目的模糊。”
民族主义者希望他能加入自己的行列，但很快就因为索尔仁尼琴的拒绝而变得愤怒。民主改革派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却被他的漠然和对自己的批评所伤害。旧共产党人仍然将他视为自己的仇人。
1994年10月，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国会发表演说。他宣布：“（俄罗斯目前的形式）不是民主，是寡头政治，是少数人的统治。”他整整在台上说了一个小时，换来的只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索尔仁尼琴先生又出现在电视上，《与索尔仁尼琴对谈》节目一周播出两次，一次15分钟。最后，这个节目又因索尔仁尼琴抱怨式的独白，让他的搭档基本上只能袖手旁观，很快就因收视率过低而被取消。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索尔仁尼琴甚至支持俄罗斯在普京的领导下重建。在一次面对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中，他说，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俄罗斯将西方看成“民主骑士”的愿望完全改变了。他对伦敦的《泰晤士报》说，西方强制的民主一文不值。
2007年，索尔仁尼琴接受了普京颁发的国家奖章，此前，他拒绝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类似荣誉。他盛赞普京“继承了一个破碎的国家，贫穷且绝望，现在他正在竭尽所能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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